隔离在黄冈老家40天,我与父母关系变好了

2020-03-14 01:48 评论 0 条

青年作家邓安庆是湖北黄冈人。北漂多年,夹在城市与农村之间,与父母的价值观越来越远。因为疫情,他工作后第一次与父母相处了40多天。通过一件又一件小事,他终于逐渐体谅了父母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。

他不是个例。像这次这样与父辈朝夕相处的机会,对大多数成年人来说,都是少有的体验。意外的长时间相处,让两代人有了了解对方的机会,只有看到了彼此脸上的表情,互相理解才真正成为可能。

1

又一次,我陪父亲去买药。父亲拿着医生开好的单子,让我进来付钱。他看了一眼价格,大声感慨:“怎么这么贵?我在药房买就没这么贵!”收费的人说:“医院的价格是这样的。”在场的其他人都看了过来。我觉得很尴尬,不想继续说下去。

特殊时期,能顺利买到药已是不容易,十几二十块钱能算什么呢?我不太理解,有些不耐烦。

这是我从北京回到老家四十多天来第一次到镇上。从家到镇医院关卡重重。我们先到卫生所开了证明——“患者邓某某,男,69岁,体温36.5℃,某村某垸人。主诉:患者糖尿病史10年,建议到某镇某医院复查。陪伴人其子,邓安庆,男,36岁,体温36.2℃,某村某垸人。”下面是医生的签字、日期和卫生所盖章。我们拿着证明又到隔壁的村委会,村长在下面补写了一句话:“邓安庆非隔离人员。情况属实,请予放行。”然后盖上村委会的章。

开着电动三轮车,载上父亲,我们沿着国道往镇的方向开。1月24日黄冈封城后,我的家乡武穴(属黄冈下辖的县级市)也随之封城,公共交通都停了,前后一辆车都没有。半个小时后,到了镇口,几个人坐在那里,负责检查进入车辆。镇上的主路又一个临时检查站,我再一次拿出证明,他们看了一眼,让我们过去。这才顺利到了镇医院。

五个全身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站在大门口,我跟父亲先去左手边的一个登记桌那里量体温,没有问题后,父亲进去买药。我冲父亲喊:“你多买一点儿!免得又要再买。”父亲点头,熟门熟路地往里面走。工作人员说:“不是你想多买就能多买的,这个是有固定量的。”

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帮父亲买药了。前两次费尽周折,好在这次顺利。我们要买的药是精蛋白生物合成人胰岛素注射液,父亲有10年糖尿病史,每天都要注射这种药物。如果断药过久,会引起高血糖,引发恶心、呕吐、嗜睡、食欲不振等症状。这样的后果,让我们一家人不敢掉以轻心。

但结完账后,拿了药,父亲又问,付了多少钱,我说158元。他点头:“嗯,还好。报销了二十多块钱。”我开动车子后,坐在后车厢的父亲又说:“其实这个药不是顶贵的,医保还能报销。你说是啵?”我点头说是。

父亲拿药途中

父亲强调药不贵的事情,让我想起多年前的一件事情。那次我去额济纳,正巧家里电话打了过来,父亲问我在做什么,我说我在内蒙古,正想说我在旅游时,他紧张地追问了一句:“是单位报销吗?”这句话提醒了我,我便接着他说:“是啊,来回都是单位报销。”父亲松了一口气:“那就好。”过后的几次电话,父亲还要问:“你的钱单位报销了吗?”我回:“报了报了。”一个月后,父亲突然想起又问:“上次你去内蒙古那个钱……”我有些不耐烦了:“报了呀。都报了。”

我们从未了解过对方。过去每一年,我在家里都只能待上一两周,就得匆匆返回北京。我就像是客人一样,连行李箱的衣服都不会放进衣柜,反正很快就要走了。但是,今年不一样了。从1月19日离开北京算起,我在家待了四十多天了。因为封城滞留在家,时间起到了作用,它给了我和父母充分了解对方的机会。

2

说实话,过去我是厌烦父亲的。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在于:我们太像了,如同照镜子一般,一眼就能看出身上让人不适的地方。只要我跟父亲在一起,没有人说我们不像的。我就是年轻版的父亲,母亲说连我的性情其实跟父亲如出一辙。母亲老说:“莫像你爸那样说话不过脑子。”

就像刚才在医院里发生的那一幕,父亲大声嚷嚷说药贵,那种熟悉的感觉又一次冒出来。他太不会掩饰自己的情绪了,他天真幼稚,还有点懦弱,同时又冲动敏感。反观我自己,的确是能处处看见来自父亲这方面的遗传。这种性情的,都是小孩子一般,本性良善,却很自我,又很难体察到别人的情绪。

父亲是穷怕了。每一笔钱,他都不敢乱花。每一笔钱,都得有实际的用处。而在我的生活中,旅行是非常重要的经历。但我在旅行中得到的快乐和满足,无法跟他分享。他没有办法理解我。尝试过几次交流后,他都一再强调:“莫乱花钱,旅游能看个么子嘞?又不能当饭吃。”自此之后,我再也没有跟他讲过我的生活了。

父亲的这个担心,产生了一个副作用:我明明是花自己的钱,却莫名地有羞愧感。比如我会想:“我去旅游的这些钱,完全可以给父母买点儿营养品,还可以带他们去体检……”总之,钱花在自己身上,让我觉得自私,只会考虑自己享受。吃到好的东西了,心里会想:“我父母一辈子都没有吃到这些食物,而我却吃到腻。”这种愧疚感像是一个无底洞一般,怎么都填不满。

这种感受在以往过年期间尤为明显。每次过年回到家,我就给他们添置新衣服,塞给他们钱,陪他们看电视说说话……这样能稍微缓解我的焦虑感。但一旦离开后,我又会重新涌起深深的亏欠感。相处时间太短,离别太长。

这些年来,每一年我都会给家里一些钱,用于父母亲的日常开销和治病花费。父亲因为长期患病,没有赚钱的能力。母亲日常靠打一些小工补贴家用,她有时候去坝脚下割草,有时候去厂里跟着婶娘一起灌水泥,有时候去船厂里刮漆……这次回来,我给母亲算了一笔账,算上家里一亩地种的芝麻卖的一千块,零零碎碎打小工的钱加起来,年收入一万多一点,再减去父亲的医疗费用,家里一整年是没有进账的。可以说,他们只能依赖我寄来的钱生活。

到镇医院拿药治病

我不是没有埋怨过。以前在北京,每回听到手机里传来父亲的声音,“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……”我脑子里立马跳出两个字——要钱。父亲果然说起欠债的事情,让我给家里打几万块钱。后来母亲又打电话过来说商量事情,说家里上半年送礼钱都没有了,也没有收入,钱都去还债了……我又打几千块回家。我觉得一点一点靠着我自己的劳动积攒下来的钱,只要家里一个电话,就立马化为乌有。这种感觉非常糟糕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。

能怎么办呢?我完全能理解他们的处境,只有我可以帮他们走出困境。所以他们第一个电话都是打给我的。我心里翻搅着一种委屈的情绪,没法跟家里说。他们会特别内疚,特别惶恐,每回都小心翼翼:“你要是没有钱的话……”但我不能看到他们陷入那种泥淖不管,哪怕再委屈再抗拒,也只是内心的一番不舒服,终究还是要给他们的,而且不会在他们面前露出这些情绪来。他们很脆弱很无助,我没法不管。

3

直到这次疫情,我帮父亲第一次买药时,这种幽怨的情绪突然消散了。

那是在2月7日,父亲的胰岛素打完了。市区没办法去,我们只好去镇上买药,电动车开了一半,遇到了路障,车子开不过去。父亲让我留下看车,他走到镇上去买药。我等了快三个小时,才看到父亲从长江大堤下面的小路上慢慢地磨过来。一看到他迟缓无力的步伐,我就知道没有买到药。

上坡时,他气都快喘不上了,脚踩在烂泥里,腿弓着使不上劲,我赶紧过去扶他,他衣服的腋下都湿了。我问他如何,他摇摇头:“所有药店都关门咯,打电话也没得人接。大街上都没得人,到处喇叭都在喊着要防疫情。”

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走路的样子,那种痛楚的感觉久久不去。我此时才深深地意识到:父亲,还有母亲,衰老的速度远超过我想象,脆弱无助的程度也远超过我想象。

父亲佝偻走路的样子

过去,他们在电话里提到的事情,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。反正你们缺钱,我就打给你们。你们自己拿着钱,去解决事情就好了。这其实是特别自私的,你不能感受到父母亲的感受。他们对于自己晚年生活的担忧,对于疾病的担忧,对于人情世故的担忧,你远在北京,都可以觉得无所谓。但现在却不一样了,我亲眼看到了父亲蹒跚的步伐,看到了母亲受伤的脚跟,看到了他们为了一两块钱而各种纠结的神情……

他们并没有跟我说起这些,他们都抱着“不要麻烦孩子”的心态过活。我突然意识到,买药后父亲强调药费可以报销一部分的话,是觉得花了我的钱,心里过意不去,不自觉说出口的。平日里,我们双方都在各自的生活里,并不清楚对方真实的状况。再加上亲人之间有太多的情感纠葛,为了避免伤害对方,都选择了沉默和忍耐。

4

跟他们相处的这几十天来,我从一个只在家里住几天的“客人”,变成了真正与父母一起生活的人。

买药回到家,我把车停好,母亲走进来问我们去哪里了,我说了去买药的事情。母亲瞪了父亲一眼:“你自家不晓得买咯!你把庆儿拉过去做么事嘞?”父亲笑了笑啊:“我不叫我儿,叫我么人陪我去?”母亲撇撇嘴:“你哦,就是想你儿子帮你出钱。我还不晓得你的算盘。”父亲又笑:“我不靠我儿,靠么人嘞?”

晚上,父亲早早睡下了。我在二楼房间里看书,母亲照例来我房间聊天。她穿着新买的花棉袄,眯着眼睛,听我电脑里播放的一篇文章——母亲没念过书,不认识什么字,所以我的文章她肯定是看不懂的。这篇文章是我写我带母亲去九江看病的事情,由一个专业的主播录制的。

母亲在门口吹风

听着听着,她说:“是的,那一年非典,你关在学校一个月出不来,我跟你婶娘骑了好远好远一段路,给你送东西。没想到你还记得。”我说:“我记得非常清楚。隔着校门口,我在这头,你在那头,你把东西递过来。”

母亲笑笑,我知道她是高兴的,只是不知道如何表达。此时,我试探地问她:“干脆我就留在屋里算咯。”母亲忙说:“那么行?北京有你的生活。再说你工作也不错,你自家也开心,当然要回北京。”

我不是没想过留在家里的可能性,居家越久,就越想留在父母身边。过去我习惯东跑西闯,现在我只想多一点陪伴。但再住久呢?我能在老家做什么工作呢?我能靠写作养活自己和我的父母亲吗?没有人能给我答案。

那封证明信还放在我的口袋里,伸手就可以摸到:“患者邓某某(我父亲名字),男,69岁……”父亲居然快七十岁了。不是说我不知道父亲的年龄,而是这次回家后,看到父亲苍老了很多。由于长期患病,他身形消瘦,脸色蜡黄,走路有气无力,时常看着电视就睡着了。岁月不饶人,父母正一步步走向衰老。而我陪伴他们的时间却是那样少。

又聊了一会儿,母亲起身说:“不早了,你也早点睡。”我说好。母亲走了两步,笑着回头问:“你听到你爸爸打呼噜的声音啵?”我侧耳倾听,果然有。母亲说:“他都睡着了,你赶紧睡吧。”我又一次说好。母亲走了,一步,一步,每一步下楼的声音我都听得见。

这次取药,我和父亲从医院回去的路上,依旧是空空荡荡的。父亲感慨:“真是一辈子也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场景。”他又说:“你从来没有在家里待这么长时间。恐怕以后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咯。”我开玩笑地反问他:“你是不是嫌我烦咯?”父亲拍了一下我的背:“哪里哟,你能住这么久,我不晓得几高兴哩!”他又问我:“你待烦了吧?乡下又没得城市这么好玩。”我说:“我也几高兴哩!”

从北京回来之前,我就已经知道有疫情了。那时候疫情还没有大范围地爆发,还算安全。哪怕回来了,也有很多人趁着封城的前几个小时离开湖北,我一个好友就是这样,走之前他专门问过我要不要一起离开,我拒绝了。丢下父母亲,一个人逃走,我做不到。我也庆幸我没有走,否则像买药这样的事情,没有我,父亲该会多焦虑。

从我家窗前看出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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